“做一个好医生”（大家谈人生）

我的理想很简单，就是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宁，我能成为一名优秀医生。我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。

小时候，我对花朵为何色彩斑斓感到好奇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。通过阅读、提问和思考，我逐渐明白，凡事都应该追问“为什么”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又承担起抚养孙辈的责任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成长于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，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。我的教育历程包括萨坡赛小学（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上海市向明中学），以及震旦大学医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家遵循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组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名振义。祖父将大量财富捐献给“万国董事会”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华是一种浪费。如果我们有浪费的行为，他们会反问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，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家庭晚宴上，父亲都会检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业，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惩罚。我是唯一一个从未挨过打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充满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学业，同时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的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强迫，我们学校坚决抵制学习日语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，内心充满愤慨。

父亲为人严肃且少言寡语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简朴，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使得生活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悲观主义者。从法租界外出，需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的检查站，接受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多为天主教徒，为了在贫困的中国办教育而放弃优渥的生活，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。我与六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，学习英语演讲，交流阅读心得和新知识，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无私奉公的好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至关重要，重要到我的微信名至今仍是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！他们虽然已经离世，但精神上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
我与奶奶的感情尤为深厚。她因伤寒离世，我当时年幼，对连名医也束手无策感到极度悲伤，因此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选择震旦大学（法比派）对我来说很方便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刻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，但在思考方面尚可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十分喜爱我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上只挑选了两名学生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病理学老师特意带我去病理科指导我阅片。他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一对一地教导我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20岁时，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她家也住高安路，我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，每天接送她，从此便相伴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令人失望透顶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家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而被捕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。连我的母亲都成为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注意事项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

当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，其中有人说道：“天主教想要实现的，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混乱中焕然一新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积极投入到攻克疑难杂症的工作中，并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曾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识了自己。我曾一度认为，此生可能再也无法从事医生这一职业，当时感到生活毫无意义。然而，我别无所长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愿救治病人。即使是让我长期在农村担任赤脚医生，我也在所不辞。

回顾一生，我大约只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练兵，在游泳和驾舟过程中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因此立了三等功。

第二件事是参加抗美援朝，我前往东北中朝边境，为志愿军提供医疗救治。当时，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，一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但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情，许多战士提到常在河汊、田垄捕捉小鱼小虾，因战事紧张，未煮熟便匆忙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确认是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非常凶险，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血液科医生，看到年轻患者无助地离去，我深感痛苦。我早期便开始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多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她看到一位危重的小患者，便告知我我一直在研究的药物，询问是否能挽救孩子。我告知她，经过研究和动物实验，该药效果显著且毒性较低。在征得患儿家属同意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该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能够将“癌细胞”转化为“正常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此型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理由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以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未申请专利，旨在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并尽快获得救治。当时，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共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以后，我不再活跃于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并于每周四到科室与大家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项“考试”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繁忙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，精选资料，供他们应用于临床，起到了“老拐杖”的作用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方面益处：一是解决病人问题，至少能取得进展；二是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检索文献并分析问题；三是不断学习和更新信息，保持大脑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

我必须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促成了后来重要的研究成果。

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。陈竺同学成绩优异，一直名列前茅；陈赛娟位列第二；陈国强担任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勇于改革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发展的机遇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，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进入下行阶段。因此，在达到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适时退居二线，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如此一来，事业发展的“顶点”将持续向上延伸，而非滑落，这对整个事业的进步更为有利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由瑞金医院为我租的，将来需要归还。

今年我已102岁，感觉上天似乎将我遗忘了，但国家并没有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说起来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却与我一同经历了很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何来“神”之说？况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，仍有许多不治之症，这让我感到十分焦虑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去探索解决的办法……